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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承认神的意志并他的创造及护理具有系统性和连贯性，那么在变动社会中，一定会有某种显明，尤其是政治社会结构的相应呈现。

[⑨]参照说：人民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时，亦应参照相应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易言之，该原则包含着结合实际、斟酌必要、细化规定等几个要素。

良法化不易，持续而持久的良法化更是困难重重。后者则是从法在程序操作和形式要求上来界定的，本文的概括是：立法有据、体系和谐、规则明确、操作简便。许多媒体将其中的规范打架误称为法规打架，其实该事件所涉的相互冲突的两个文件是该省政府工作部门的文件，属于地方行政规范，不能称之为法规。此种职权是宪法性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积极而正确行使得义务。凡上位法已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就不能就相同内容制定地方行政规范。

就目前的情况看，这四类监督都还存在着监督缺位、监督乏力甚至是监督无据等等问题。进入专题： 行政规范 良法化 。[4]实用工具主义法学是美国在激烈的社会变革时期对于法律功能的总结。

面向目标的探效逻辑则以实现目标来选择手段、选择法律规则。[1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实然与应然的不一致呢？关键在于立法者和司法适用与实施者之分，法学家和法律人之分。2，法律的生命是现在的经验，不是过去的经验。[20] 至此我们只是初略将法律变革的逻辑类比于科学革命的逻辑，由此可以看出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社会基础。

形式主义既是法律人的也是普通人的，既是实在法法律家也是自然法法律家的正式法理学，尽管并不是这两大阵营中每个人都接受它。但是我赞同波斯纳的观念，霍姆斯所批评的逻辑主要是严格的形式主义（《从霍姆斯的道路通往逻辑形式的法理学》，参见上书，第129-132页。

[21] 阿蒂亚、萨默斯：《英美法中的形式与实质》，金敏、陈林林、王笑红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所以，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或者说教条主义是正统的法理学。[9]法律经济学在法学中的地位大大扩展了社会科学研究法学的范围。教义法学是法律人走向自治的产物。

霍姆斯在Vegelahn v. Gunter一案的反对意见中强调，判决的真正基础在于政策与社会利益的考量，假定判决仅仅通过无人争议的逻辑或者一般命题得到是徒劳的。[9] 柯华庆：《实效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2期。-------------------------------------------------------------------------------- [1] 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经济分析中心主任，法律经济学网(www.law-economics.cn)创立者。[7] 考夫曼、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

虽然教义法学和社科法学都坚持实证，但所指向的实证对象不同，教义法学的实证对象是实在法，社科法学的实证对象是社会现实。经典难免简单和有歧义，所以需要解释，于是就有对于经典的解释问题，但这种解释必须基于经典，只能我注六经。

[7]教义法学就是将实在法作为像《圣经》一样的经典出发。进入 柯华庆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变革 社科法学 教义法学 。

法律的生命来自社会经验，社会关系的产生和变革必将导致法律的产生和变革。[21]十九世纪法律人的教义法学思维肯定比二十一世纪的法律人要强得多。在优士丁尼那里，教义是信仰学说的有约束力的组成部分，更准确的说，是宗教大会的决定。[15]  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如果说社科法学常常是法学家的法学，那么教义法学应该是法律人的法学。布鲁尔对于霍姆斯在《法律的道路》中的逻辑概念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发现他的逻辑概念有五个含义。

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不同部门法、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中看出法律稳定和法律变革的频率不同、教义法学与社科法学的地位不同。[16]霍姆斯所说的逻辑是指法律制度能够像数学那样从某些行为的一般公理中推导出来。

逻辑可以分为基于前提的逻辑和面向目标的逻辑。科学发现始于反常，只有在反常发现到了一定阶段才会产生危机，如果科学家们对于原来的范式失去信心，那么就会出现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以一种新的范式代替旧的范式，当新范式提出之后，常规科学时期的活动又重新开始了。

如果法律人一直对于法律的正当性持有异议，那么法治就不可能实现，法律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法律的生命是本国的经验，不是他国的经验。

波斯纳激烈抨击教义法学，但是他客观描述了美国法律界的现状：美国的法律专业人员将法律看作是一个逻辑概念的自主体，而不是一种社会政策的工具。实证法律经济学通过假定理性人提供了一个行为理论预测人们如何对法律的变化作出反应，同时规范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个评估法律的规范性标准和实效法律经济学致力于如何通过实证研究实现社会规范。5，社会稳定时期，教义法学占主导地位。法律和法治都不是人类的目的，而只是特定时期特定领域中两害相权取其轻时的手段。

[10]更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怎么通过实证科学的成果来实现良善生活。可以大体上说，中国法律人还没有真正进入实证阶段。

霍姆斯是法律经济学的鼻祖。然而，如果我们理解规范法学中的规范是相对于社会实证中的实证而言，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教义法学（在英美通常称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或者规范法学派）基于某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分析法律概念、探究法律命题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在现行实在法之下解决所有案件，维护实在法的权威性。任何时代的绝大多数法律人都会也应该遵循教义法学的思维方式，将现行实在法作为信仰，所做的工作是怎么完善现有法律体系和在现行实在法律体系之下对于案件做出合法的判决。

任何立法者都会考虑法律的社会意义，因为法律是社会生活方式的抽象，系统研究社会生活本身，提炼出合理社会规则正是社科法学关注的问题。每一个法治社会的法律体系类似于科学中的范式，法律变革类似于科学革命。每一个教派都有经典，例如基督教的经典是《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除了经济学和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都不同程度可以用于分析法律现象，这样一来，原初的社会学法学就扩展为社科法学。

实在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是法治的基础，也是法律人安身立命之所。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关系必须放在立法与司法过程中才能理解。

怎么通过现行实在法律体系来解决具体案件的问题就是法学方法论。[14]常态科学时期的科学家仅仅在范式之内解难题，法律人通过法学方法论解决疑难案件。

[8] 周升乾：《法教义学研究——一个历史与方法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霍姆斯所说的经验是一种社会经验：一个时代为人们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是公开宣布的还是下意识的，甚至是法官与其同胞们共有的偏见，在决定赖以治理人们的规则方面的作用都比三段论推理大得多。